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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三年，湖南攸县，一个叫做旷宗湘的人左右鸣锣开道，放起鞭炮，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上，俨然一副衣锦还乡的架势。
说是衣锦还乡，其实只不过是旷宗湘花了银子，捐（买）了一个官，级别不高，从九品，您说不高到什么程度，没有办公场所，没有俸禄，也没有下属，完全就是一虚衔。
这种不入流的小官，大城市里那一抓一大把，但在湖南乡下，确实可以说是天大的出息了。
有了官身，就不再是普通人，这是最根本的区别，社会阶级变了，谁见了不喊一声旷员外？
所以旷宗湘非常的开心，因他得了这个官，他还专门返回湖南老家祭祖，还请了锣鼓班子，又弄了几杆火铳，队伍是从村口一路吹吹打打，火铳放的更是震天响。
村里边的老百姓都探出头来看，心里也都在嘀咕，说老旷家这小子，这是抖起来，飘起来了。
《周易》有云：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
原意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不好好保管自己的财富，那就很容易被偷走，如果一个人太招摇，把自己搞的太妩媚，也很容易沾染上邪淫之事。
引申到本文中，可以理解为，人不能太飘，飘的太高，摔下来可就是粉身碎骨。
果然，旷宗湘这一显摆啊，搞出一桩祸事来。
村里有个叫做夏维选的读书人，寒窗苦读二十多年，从少年儿郎考到年过半百，还是个生员，一官半职也没混上，他看着旷宗湘那副耀武扬威，趾高气昂的样子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
都是一个村的，相互之间知根知底，夏维选很快想到，旷宗湘的父亲叫旷福，这个旷福当年在衙门里当过差，是个皂役，而皂役属于贱役，那么按照本朝法律，贱役的子孙后代是不允许做官的，你旷宗湘凭什么买官来做？
夏维选一纸诉状，马上就把旷宗湘告上了衙门。
县衙对夏维选的状告，还是很重视的，毕竟夏维选不是普通人，是个生员，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，他也不是平头老百姓，他享有很多特权，比如免除一些徭役，按月可以领取禄米，审讯时不得用刑等等，反正一个生员来告状，县衙没有不重视的道理。
知县大致了解了一下夏维选的诉求，很快查阅了本县皂役名册，哎，一查，旷福的名字果然登记在册。
只不过，名字是有，但记载上却有一点小小的出入，因为，旷福在册子上并未被记载为皂役，而是被记载为民壮。
什么叫民壮？就是县衙临时雇来干杂活的老百姓，和正式的衙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按朝廷规矩，民壮子弟是可以做官的，完全没有限制。
知县秉公办事，把夏维选的状告驳回了。
事实清楚，条理清晰，你夏维选也是读书人，按理说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再闹了，可夏维选心里憋着一股邪火，他不服，他不依不饶，县衙不受理他的状告，他收拾行李直接奔着长沙府去了，他找知府再告。
知府也是一样的操作，拿出名册一查，明明白白，旷福的身份是民壮，他儿子捐官做官不受限制，于是知府也把夏维选的状告驳回了。
夏维选只是一个生员，他的能力也就到这里了，何况本身这事儿他就不占理，两番告状不成，他心里就是有再大的气，也得自己消化。
但是，这事儿还没完，因为夏维选虽然不告了，另有人继续状告。
谁呢？叫胡自雍。
这个胡自雍啊，也不是普通人，说来也巧，他也是花钱买的官身，是个不入流的虚衔九品官，他和旷宗湘还是同行。
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官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干嘛告我呢？
非常简单，因为这个旷宗湘太招摇了，这买个官给他炫耀完了，他是天天请客吃饭办派对，恨不得整个县里的人都知道他出息了。
胡自雍看着就来气，说自己捐官的时候也没这么大排场，也没这么多人捧场，凭什么他旷宗湘这么出风头？
但是告状是需要证据的，证据显示人家旷福就是民壮，你怎么告都告不赢，衙门当然允许你告状，但不允许你无理取闹。
胡自雍非常有韧性，他亲自跑到县衙去翻阅名册，翻了几个月时间，终于叫他找到两条线索。
第一条，在县衙一本记录衙役名字的册子上，有一个衙役的名字被修改过，原本叫王福，名字被铲掉，改成了胡福。
第二条，在县衙一本专门记录民壮名字的册子上，的确有旷福的名字，但旷福的名字很显然和当时写上去的字迹不属于同一时间，是后补上去的。
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县衙的名册，有改动和补录的痕迹，可信性存疑，那么胡自雍就可以合理怀疑，旷福原本就是皂役，为了给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，他通过一些非法手段，把自己的皂役身份给改成了民壮。
掌握证据之后，胡自雍兴冲冲的跑到府衙告状，知府一看说奇怪了，这一个月俩人告旷宗湘了，让本官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？
胡自雍把自己的发现呈上，知府当即把县衙负责衙役名册的书吏，叫李元发，给叫了过来，让他对胡自雍的发现做解释。
李元发呢，老书吏了，干书吏二十多年了，他说这算什么稀罕事儿？
第一，本县确实有一个叫做胡福的衙役。以前是临时工，后来想转正，那衙门里的职务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胡福要转正，顶的就是另外一个叫王福的衙役，王福退休了，胡福继续干，所以把王福改成了胡福。
第二，至于民壮册里，旷福的名字是后写的，那也只是书写的问题，当时雇佣了很多民壮，那名字总得一个一个写啊，有人写在前边，就有人写在后边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有时候遗漏了几个，想起来再补上，这都是正常程序。
老书吏说的没毛病，后来知府也派人调查考证，证实这一切符合标准，符合流程，符合逻辑，真实可信，没有问题。
本案再次被驳回。
尽管知府已经耐心的跟他解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让他不要再无端生事，但胡自雍根本听不进去，他没意识到是自己胡搅蛮缠，反而觉得是衙门偏袒旷宗湘，这回府衙他也不待了，直接跑到省里去告状了，从嘉庆三年到嘉庆八年，整整五年时间，胡自雍把官司从县衙打到府衙，从府衙打到省里，到臬司，到巡抚，他是越告越勇，越告级别越高，而且绝不气馁，今天被驳回一次，明天他就告十次。
当时的湖南巡抚叫做高杞，胡自雍天天找他告状，最后把高杞都给整的不厌其烦了，他就问胡自雍，说小胡啊，我考察过，你和旷宗湘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这么针对他干什么呢？你图什么？
追问之下，胡自雍涨红了脸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：
旷宗湘在家祭祖，鸣锣放铳，我等不服。
作者来给您解释一下胡自雍的潜台词：
我看旷宗湘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就来气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
高杞满脸疑惑，说这是什么理由？你有钱你也请人吹吹打打，你买TNT放也没人管你啊，可是你没钱，没钱你管别人呢？
胡自雍被高杞训斥一顿，走了。
他放弃了？
没有，他直接进京告御状去了。
我们知道，古代的社会治安跟现在没办法比，湖南到北京两千多公里，万一碰上盗匪，猛兽，遇到危险，胡自雍一个文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整不好把命都搭上了，所以他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叫上了他的一个朋友叫易湛同行，易湛是个武生员，会练点把式，有易湛陪同，能确保胡自雍的安全。
两个人拿上盘缠，带上干粮，长途跋涉，硬生生走了两个月，终于走到了北京都察院。
到了都察院，胡自雍是扑通一跪，递上诉状，慷慨激昂的陈诉自己的冤屈，他说湖南攸县皂役旷福的儿子旷宗湘竟然做了官，违反朝廷礼制，自己举报，地方官偏袒旷宗湘，均不受理，自己这才来到京师，伏惟圣朝，恳请天听！
都察院是司法机构，但一般不亲自审理案件，尤其是在嘉庆年间，稀奇古怪的案子非常多，全国各地经常有来告御状的，这种案件我们一般叫京控案，面对京控案，都察院主要扮演一个传声筒的角色，接过胡自雍的状纸，直接就转呈给了嘉庆皇帝。
嘉庆说哎呀，这真是古来未有之事（经典台词），皇帝说老百姓都告到北京了，一路山高水长，实在很辛苦，必须得重视起来，于是皇帝就给湖南巡抚高杞写了一个手谕，让高杞会同当地官员重审此案，不能推诿，不能冷淡，要认真负责，明白回奏。
高杞实在是没想到，这哥们能有如此毅力，跑到北京去告御状，但皇帝都发话了，他只能照办，于是高杞把湖南一省，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动员了起来，针对皇帝交代的情况，彻底清查，把所有的卷宗全都调来，把所有的衙役和民壮名册全部翻阅，还把胡自雍，旷宗湘，李元发，甚至是最开始告状的夏维选都弄了过来，各自审问，甚至把当年和旷福有关的其他民壮，经手官吏都叫过来进行问话。
这一折腾，又是两个月时间。
两个月之后，高杞得出结论，旷福的的确确没做过皂役，只做过民壮，人证物证，各类档案记载的非常清楚。
唯一和原来的案情有一点出入的就是，当年胡福顶替王福的这个事情，在流程上不太合规，是胡福贿赂了书吏李元发纹银二十两，才得到这个衙役的工作的。
案件调查的结果经由高杞再回复给皇帝，史料中并无皇帝的回文，但可以想见，皇帝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只会觉得无语，瞎折腾，白耽误工夫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高杞最后对本案做出的判决：
原告胡自雍，寻衅滋事，被打了一百大板，但还没完，因为在清朝的法律上，胡自雍这属于是诬告别人，而诬告是要反坐的，你诬告别人偷东西，你就要承担偷东西的罪过，你诬告别人杀人，你就要承担杀人的罪名，那你诬告旷宗湘没有资格做官，你的目的是希望朝廷惩处旷宗湘，把旷宗湘的官位褫夺，那不好意思，现在衙门要反坐你，把你的官位拿掉，于是胡自雍被免去捐官职务，贬为庶民。
陪同胡自雍去告状的易湛，杖八十。
受贿而为胡福行方便之门的书吏李元发，杖八十，革去职务。
夏维选因为告了两次就放弃了，没有被追究责任，只是被训诫一顿。
至于本案苦主旷宗湘，按理说他是受害人，但高杞认为这个事情都是由他引起的，不过得了一个芝麻小官，小人乍富，忘乎所以，狂妄无知，在乡间招摇过市，全然不知收敛，损害朝廷威严，败坏官箴，于是把旷宗湘的官位也罢免了。
高墙隔断几家春，墙里花开墙外尘。
莫道东风无厚薄，一重门是一重人。
绕了一圈，胡自雍还是把旷宗湘，给“拉下了马”...
参考资料：
《湖南巡抚高杞等为审拟胡自雍呈控旷宗湘违例冒捐一案事奏折》
《直隶总督额检为审拟滦州监生马闲京控冤抑一案事奏折》
谢蔚.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.史学月刊,2009
吕小鲜.嘉道年间禁城及部院衙门秩序混乱史料.历史档案,19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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